安博电竞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安博电竞，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线.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安博电竞，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线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线.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线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安博电竞，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线]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安博电竞。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转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其中，绝对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产生的标志，比较成本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
绝对成本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论述贸易互利性原理的理论，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为各国扩大对外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一理论只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即至少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才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并从中获得利益。而在生产上并不具有优势的国家能否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能否获得利益，该理论并没有回答。
为了弥补绝对成本理论的上述局限性，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基础不仅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存在相对差异，就可参与国际分工。“两优(利)取重、两劣(害)取轻”就是比较成本理论的核心与精髓，即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利益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能节省了劳动，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各国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差异，从而扩宽了国际贸易的范围，为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很多缺陷。为此，在李嘉图之后，又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发展、补充和完善了比较成本理论。比如，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则通过将机会成本引入生产成本的比较中，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语言重新证明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受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挑战，这两位瑞典经济学家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劳动，并引入等产量线、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等新的分析工具，从供给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1919年赫克歇尔在其《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中初步提出两国之间产生比较成本差异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两国的要素禀赋不一样；二是不同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一样，第一次用生产要素密集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俄林继承了赫克歇尔的观点，1933年在其出版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则对比较利益形成的原因这一理论重新做出了清晰而全面的解释，并系统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奠定了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H—o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丰裕程度的差别，导致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这就使得具有相同要素构成比例的同一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成本，国际贸易就由此得以发生。某个国家使用其丰富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因此，各国生产较大比例地使用本国丰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较大比例地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就是一种能获得比较利益的国际分工模式。要素禀赋理论是对单一要素的古典贸易理论模型的修正和完善。
一直以来H—o理论被公认为国际经济学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但到了1953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实证分析方法引入到该理论研究中，这一理论的不足被逐渐地发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美国1947年进出口行业的资本存量和工人数值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傍动比小于与进口竞争的产品的资本／劳动比，这与当时美国被公认为世界上资本最丰裕的国家显然相矛盾。为了解释里昂惕夫的悖论，许多经济学家利用本国的资料对H—o理论进行重新检验，发现既有肯定H—o模型的，也有否定H—o模型的，这使情况变得更为棘手。里昂惕夫悖论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悖论”展开研究，并做出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H—o模型先天存在不足，如要素密集度逆转说和需求偏好差异说；有的认为是里昂惕夫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出现差错。但是这些对“悖论”进行解释的学说都没有完全否定H—o理论，而是成了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他们采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利益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大推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
1977年，狄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模型。该模型一经发表，就成为了研究新贸易理论极为有用的工具。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就是沿着狄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方法将垄断竞争模型推广到开放条件下而提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从而使国家贸易理论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对传统贸易理论也做出了很大的补充。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对贸易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的国际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基于该理论，企业首先应扩大国内市场以获得相应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出口才有竞争力。这一阶段对国际贸易成因进行解释的理论还有以林德为代表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和詹姆斯布兰德的相互倾销理论。
相互倾销模型是布兰德和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一文中提出的，该模型认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但从企业整体的角度上看却能获得利润最大化，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本国市场的销售价格的话。由此可以看出，根据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采取了相互倾销的市场销售战略。
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贸易理论在模型的构建上摒弃了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把产业组织理论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之中，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安博电竞，完全竞争才是特例，且产业领域也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并非是规模经济报酬不变。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新贸易理论认为比较利益的来源除了各国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之外，还来源于一国企业的垄断优势和规模经济等。
但是，新贸易理论并不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全盘否定，它与传统的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仍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关系，其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仍然没有离开比较优势的范畴，可以这样说，新贸易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新情况下的具体运用。
[1]保罗克鲁格曼著，黄胜强译.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际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
有关政府在一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定位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问题。重商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严格管制，主张政府实行奖出限入政策。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对外贸易，主张通过自由贸易来增进各国的福利。这种自由贸易观点后来又受到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凯恩斯超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通过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经济福利水平。该理论将政府的作用内生化，主张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却认为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国际贸易。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创造和保持一国竞争优势上仅起辅助作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会带来竞争优势，而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应该对具有规模经济的“战略性”部门进行扶持。所谓“战略性”部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经济租”的部门，通过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个国内部门能够从国外竞争者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租”，亦即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超额垄断利润，这样的部门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BranderandSpencer,1981,1985)；另一种情况是存在较大的“外部经济”的部门，通过对该部门的政策扶持，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外部性，这样的部门也可认为是战略性部门(Ethier,198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对形成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具有积极作用(Krugman,1984)。
在不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递增的前提假设下，政府通过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或扶持可以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产量份额和利润份额，从而达到增加本国福利水平的目的。其中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古诺寡头垄断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政府通过对本国厂商的扶持政策或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使本国厂商的反应曲线外移，从而使本国厂商的产量和利润增加、外国厂商的产量和利润减少。在古诺模型中，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产量达到纳什均衡，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双方都不愿改变产量。政府对本国厂商的扶持政策无疑打破了原先的均衡，使本国厂商扩大生产变得有利可图。
静态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厂商边际生产成本递减，而动态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曲线整个下移。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技术是动态规模经济形成的内生因素，而政府的干预对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两种主要途径实现企业的动态规模经济，达到扩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产量份额和利润份额的目的。一种是政府对企业的R&D进行扶持，提高其技术水平；另一种是政府对具有“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效应（注：“边干边学”效应是指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企业的累积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企业进行保护或扶持，使其边际生产成本曲线下移，实现动态的规模经济。
将政府干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对政府作用重新诠释，并将其作用内生化，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大进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得出的政府干预可以增进一国的福利水平的结论假说，与现实更接近。传统贸易理论的政府干预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的结论无法很好说明，为什么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传统在实践中长盛不衰。
在实践中要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以下几个难题：(1)政府能否成功识别出“战略性”部门。政府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要能够识别出“战略性”部门。(2)政府能否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存在两个困难，一是政府扶持某个部门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它部门，政策的整体效果难以评估预测；二是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扶持政策对被扶持部门的影响也难以评估和预测。(3)外国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战略性贸易政策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实施这种政策往往会导致外国政府的报复，其结果使战略性政策归于无效，甚至诱发毁灭性的贸易战。
由波特(MichaelE.Porter)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机遇和政府的作用）。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个要素是创造一国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因素，而政府可以通过其行为和政策对这四个基本要素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章。）
(1)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教育投资和资金市场等政策影响到生产要素。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在提供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Factor)和专业化生产要素(SpecializedFactor)中的重要作用。
(2)政府对需求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制定本地产品规格标准，影响到客户的需求状态；另一方面，政府本身通过政府采购影响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
(3)政府可以通过规范媒体的广告形式或产品的销售活动方式等来影响相关和支撑产业。
(4)政府可以通过运用金融市场规范、税收、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政策工具影响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
波特认为政府在保持产业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是从属性的。政府政策仅在那些决定国家优势的四个基本因素业已存在的产业中才能保持有效。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这意味着政府在有些方面（比如贸易壁垒、定价等）应该是尽量不干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诸如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政府可以用许多方式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但切不可限制竞争，或者人为地降低安全和环境标准。因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帮助”实际只能阻碍公司创造，延缓生产率的改进，从而也影响到竞争力的提升。
波特认为“健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工作，对生产率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十分强调一国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诸如大学、中学等教育机构，标准制定机构，消费者协会，职业协会或者法律系统等，对本国的
竞争力的提升扮演着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提高生产率或多或少地创造了条件。因此，国家在这类制度创新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更好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家摈弃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市场结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认为政府和厂商都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博弈的主体，使国际贸易理论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贸易理论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特运用一种归纳的方法，建立起一套分析一国竞争力的复杂的基准体系。这两种理论的出现使人们更加确信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是不容怀疑的“最佳政策”。
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虽然有一些相似点，但是总的来说存在较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更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在一国竞争力的创造和培养上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作用的只是辅助性的。两个理论对政府定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参与国际竞争，干预国际贸易，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增强一国的竞争力。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则国际竞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事情，不是国家间的，所以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来促进环境的改善，这种环境能够产生竞争机会并对持续的发明创造形成一种压力。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实施直接的关税、国内市场保护、补贴等政策。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实施直接的干预行动，也不应该采取那些导致短期的静态优势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削弱了产生发明和创新的基础。“政府如果降低通信和交通的成本，减少关税壁垒，提高国际竞争程度，有助于当地产业的创新，因为本地企业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出对外界市场的渗透力。”（迈克尔·波特，1990）
(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创造出来。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不是钻石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只是一个辅助要素。政府政策通过对四个基本要素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国家的竞争优势。在没有其他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缺少创造优势的力量，而且政府的政策效果是双向的，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一国竞争优势的确立。
(4)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通过暂时性的，适当的保护政策，受保护产业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国际竞争力。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要经过几十年，而不是一两年的商业循环周期就可以产生。因而，最有益的政策应该着眼于长期计划，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
(5)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优势，因此认为扶持政策的对象应该是少数几个企业或者是只有少数几个企业的产业。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内部规模经济只是一种价格优势，但是在国际竞争中创新才是重要的，规模经济不重要。波特所强调的企业竞争优势一个重要来源是企业所在的区域的产业集群（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章。）效应。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区域品牌的树立、区域内公共物品的建设、区域内专业化服务的提供上下功夫。（注：波特认为“对一些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规模经济理论确实有它的重要性。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回答我们所关心的国家竞争优势问题：哪些国家的企业能发展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第15页），所以波特的结论是规模经济也行不通。但是实际上波特强调的集群效应则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分别反映了当前国际贸易中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理论虽然政策主张不一，但是它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对外贸易为本国实现最大利益的愿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者相信政府不仅能够正确识别“战略性”部门，而且能够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而且他们认为战略性政策不会引起外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和实施相应的报复措施。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常常是错误的，最能把握市场、对市场机遇最敏感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
从现实来看，大多数国家“战略性”政策的实施效率是低下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直接干预还可能产生许多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况且政府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的微观信息，由于并没有单一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贸易干预的标准也就没有简单的拇指法则，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政策会比企业更多地了解这些复杂的信息（盛斌，2001）。因此，尽管这一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国家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时福利水平，但该理论的大多数创始人只把他们的成果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不是具有某种政策含义的经验事实（保罗·克鲁格曼，1986）。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也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借口国家竞争力而妨碍自由贸易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偏执”（保罗·克鲁格曼，1996）。
如果我们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结合起来，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的定位，可能会得出一些更具说服力和更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第一，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中，下列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创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是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参与者，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正如刘易斯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概括：“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致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刘易斯，1994年）我们既要认识到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所在，又能够将政府作用界定在适宜的范围内。
第二，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竞争和创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创新，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政府应积极提供各类公共物品，包括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方便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大中专以及各类职业培训教育等，创造一个有利于提升一国生产率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政策来矫正市场的不完善。对于关键产业或具有巨大外部效应的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或扶持措施，实现某些关键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再通过技术自身的外溢性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但这种保护必须是暂时的，必须与促进企业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而且这些保护措施应在其他国家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
[1]迈克尔·波特(1990)，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2]保罗·克鲁格曼(1986)，海闻等译.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保罗·克鲁格曼(1996)，张兆杰等译.流行的国际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盛斌.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1,(1).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论文摘要：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是世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审视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它们是一定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武器，充满了资本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18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mecantilism1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货币金银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AdamSm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AnInquiryintothNatureandCausesofWealthof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批评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创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方面。他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贸易的双方互利性．从而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以下方面：(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人要素，即“2x21”模型。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2)收入预算约束，消费受制于收入，不能借钱借债消费；(3)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1：3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
由此可见。绝对优势理论是一个理想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即单位产品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不同：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的不同造成的。自然优势是指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普通人力无法控制如波兰的平原土壤条件好。粮食生产效率高．单位粮食产品所消耗的绝对劳动时间就少．其小麦生产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获得性优势是指某国掌握的特殊商品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术熟练、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就高。单位产品生产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就少。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使当时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地主贵族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而修订了《谷物法》，引起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地主贵族显著获利。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却严重受损。粮价昂贵迫使工人工资提高，商品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出于发展资本、提高利润的需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谷物法》，与地主贵族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PrineiPlesofPo1iticalEcon—omvandTaxation}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成本论”．这种更加一般化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置于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奠定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基石．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Smith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和后天有利条件不同．各国均有一种产品生产成本低于他国而具有绝对优势．按绝对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和交换，各国均可获益。Ricardo发展了Smith的观点．认为决定两国能否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成本的差别．而是比较成本的差别。在“2~2~1”的国际环境中。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劣势．另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优势．两国照样可以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只要双方各自选择自己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尽力扩大生产、加强出口贸易，同样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互惠互利。
Ricardo在“论对外贸易”一章中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外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前提假设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暗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这才是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应按“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这样两国之问就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该理论可以看成是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论．它第一次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基础．为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绝对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因此，它是反对重商主义的锐利武器，加速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说明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折射出了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双赢”思想。
其主要理论缺陷是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外。该理论未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说明均衡价格如何确定。因而就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继承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科学成分。如劳动价值论、专业化分工、自由贸易等，更为重要的是用比较成本概念代替了绝对成本概念。使自由贸易政策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当时自由贸易政策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还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两个最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础．即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这也是比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进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国际交换的特殊原则。比较成本是一种独特的比较选择方式．不是将本国某种商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商品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将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
论文摘要：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是世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审视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难发现，它们是一定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武器，充满了资本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18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mecantilism1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货币金银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AdamSm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AnInquiryintothNatureandCausesofWealthof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批评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创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方面。他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贸易的双方互利性．从而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以下方面：(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人要素，即“2x21”模型。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2)收入预算约束，消费受制于收入，不能借钱借债消费；(3)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1：3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
由此可见。绝对优势理论是一个理想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即单位产品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不同：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的不同造成的。自然优势是指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普通人力无法控制如波兰的平原土壤条件好。粮食生产效率高．单位粮食产品所消耗的绝对劳动时间就少．其小麦生产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获得性优势是指某国掌握的特殊商品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术熟练、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就高。单位产品生产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就少。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使当时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地主贵族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而修订了《谷物法》，引起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地主贵族显著获利。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却严重受损。粮价昂贵迫使工人工资提高，商品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出于发展资本、提高利润的需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谷物法》，与地主贵族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PrineiPlesofPo1iticalEcon—omvandTaxation}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成本论”．这种更加一般化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置于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奠定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基石．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Smith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和后天有利条件不同．各国均有一种产品生产成本低于他国而具有绝对优势．按绝对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和交换，各国均可获益。Ricardo发展了Smith的观点．认为决定两国能否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成本的差别．而是比较成本的差别。在“2~2~1”的国际环境中。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劣势．另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优势．两国照样可以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只要双方各自选择自己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尽力扩大生产、加强出口贸易，同样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互惠互利。
Ricardo在“论对外贸易”一章中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外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前提假设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暗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这才是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应按“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这样两国之问就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该理论可以看成是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论．它第一次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基础．为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绝对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因此，它是反对重商主义的锐利武器，加速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说明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折射出了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双赢”思想。
其主要理论缺陷是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外。该理论未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说明均衡价格如何确定。因而就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
比较优势理论继承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科学成分。如劳动价值论、专业化分工、自由贸易等，更为重要的是用比较成本概念代替了绝对成本概念。使自由贸易政策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当时自由贸易政策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还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两个最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础．即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这也是比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进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国际交换的特殊原则。比较成本是一种独特的比较选择方式．不是将本国某种商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商品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将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
目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成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教育受到高校的重视，成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而课程教学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基本栽体。“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是唐山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一门学科基础课，也是核心课程，是学生接触国际贸易知识的第一门课程。当前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任务也对“国际贸易理论”课程的教学提出了重新调整的要求。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