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博电竞1.推动对外经贸发展当下我国的国际物流的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方法，这种国际物流虽然能够满足国际贸易需要，但是在效果上差强人意。为了实现国际物流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应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物流需求，形成一个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物流体系。中国一带一路经济战略下，国际贸易活动有望长期开展，国际物流需要调整自身结构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2.促进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广泛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国际物流发展也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让国际物流网络与交通运输网络紧密结合。形成以中国为中心，构建起一个国际物流运输网络，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实时控制，实现国际物流的网络化与智能化。目前，我国的国际物流应加强联网，重点把握住接壤国家的经贸往来，这样能够在物流运输距离上占有绝对优势，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并扩大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规模。3.降低我国对外贸易成本国际物流是伴随着国际贸易而产生的，仍处于发展阶段。所以，国际物流具有很大的成本压缩空间。国际物流发展向着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能够有效减小我国的对外经贸成本，提升我国对外经贸的发展空间。通过国际物流网络体系的建设，还能够降低我国对外经贸的成本，有利于在国际经贸竞争中打价格牌，以求长期稳定发展。
1.国际物流运输速度有待于提高国际物流运输速度没有达到预期要求。我国的中外贸易活动频繁，国际物流对贸易的成交效率有影响，如果国际物流机制臻于完善，就能够在贸易达成一致后快速完成交易。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大众对工作效率的要求非常高，如果物流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成交速度，就会失去竞争力。国际物流和国际贸易两者之间的作用是相辅相成和相互联系的。如果国际物流服务质量好且速度非常快，则能够有效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我国对外经贸的收益。2.国际物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规模扩大国际物流发展对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有直接影响，国际物流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效率直接决定了订单的数量和贸易成交量，国际物流工作效率低，就会直接导致中外经贸往来受限，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日的国际物流发展较早且运营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外贸易经济发展。所以，只有中国的国际物流发展强大，才能够促进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大。3.影响了对外贸易的成本国际贸易成本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即销售成本、生产成本和物流成本。销售成本的影响因素较多，很难有削弱的可能性；生产成本与物料和物价息息相关，也几乎没有降低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物流成本成了唯一可以减小成本的因素。
1.丰富运输方式国际物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运输，运输方式决定了运输的速度与质量，因此，选择最佳的运输方式才能够实现国际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海陆和陆路国际贸易往来频繁，所以，国家物流行业的发展需要在海上运输和空中运输以及铁路运输等方式上下功夫。此外，还要充分借力以强化自己的物流发展，比如管道运输和多国家联合运输等等，不断丰富运输方式提升国际物流的服务质量。2.提升仓储服务质量决定国际物流的服务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是仓储，国际运输货物中很多货物对运输过程和存储温度以及湿度等有严格的限制。国际物流的仓储服务质量，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的信誉度，如果储藏条件都能够严格达标，无疑会促进物流和中外经贸的发展，直接损害我国在国际经贸中的诚信形象。3.流通加工流通加工是国际物流中的特殊环节，指的是在开展国际物流活动的过程中，需要按照消费者需求或者货物性质对货物进行拆分包装或包装装饰印刷等，这是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增加消费者满意度的重要方式。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货物运输中的流通加工，在确保货物安全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确保物流活动的进行能为整个贸易活动做出成本压减贡献。4.货物装卸与信息管理货物装卸看似是国际物流中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对货物以及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大，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该环节十分重要且可控性小，既要确保货物在规定时间内安全转移，又需要保证货物装卸本身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国际物流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信息系统管理的支撑，国际物流信息比国内物流信息更加完善及时，每一个环节的运输时间和现象都能够被完整记录在信息管理系统当中，使贸易信息有据可查，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完整的安全保障。
综上所述，国际物流对于中外经贸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提升国际物流的服务质量，才能够为中外经贸活动提供基本的运输保障。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在国际上有了很强的影响力，中国正处于“走出去”的阶段，国际物流对中国商品“走出去”的速度有直接影响。因此，物流相关工作人员要对国际物流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运用物流专业知识和国家经贸发展的知识来逐步完善国际物流服务，为中国的对外经贸建设提供基本保障。
[1]马正英,杨凡.我国国际物流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J].价格月刊,2015(08)
在产业内贸易理论基础上对于双边贸易模式的研究多聚焦于产业层面贸易的决定因素,均假定在给定的产业中所有的企业是同质的(不存在边际成本的差异)。然而,随着企业水平的产出和贸易数据的可获得,学者们研究发现企业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1)出口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数目相对很小;(2)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3)不管是用规模(产出)还是用雇员人数来衡量,出口企业都更大;(4)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
2000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以年均24.7%的速度增长,更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如果我们能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出口,就会发现出口在企业间分布的不平衡。根据Manova and Zhang(2009)对中国海关的出口企业信息统计,2005年中国出口额的51%来源于前1%的965家出口企业,出口额的98%来源于前50%的48295家出口企业。不难发现企业间出口分布很不均衡,出口集中于某些类型的企业,这种微观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会影响宏观层面的出口规模。传统的基于同质企业假设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无法对这些企业间的异质特征做出解释。
最近几年,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两个关键性假设,即企业异质性和市场进入沉没成本,建立动态产业内贸易均衡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中异质性企业的行为决策,对上面所列的新的企业水平的特征做出了解释。
Melitz(2003)在Krugman(1980)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模型的墓础上,引入了企业异质性(以企业生产率差异来衡量)和出口进入沉没成本,并结合Hopehayn(1992)的动态产业模型,建立了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内贸易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业影响。他揭示出:贸易自由化使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供给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贸易引起的国内、外市场选择效应会使生产资源和市场份额向高效率企业重新配置,从而促进产业总体生产率的提高。随后,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Melitz(2003)模型进行了拓展和验证。
除了生产率所得, Melitz模型还可以用来解释至今被忽视的一个想象:贸易自由化不仅通过已有的贸易关系增加贸易,也通过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数量的增加或者目标市场的增加来增加贸易。如果贸易成本下降,两种机制会起作用:已有出口企业会增加其在国外市场的销售额,即贸易的集约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新的企业会进入出口市场,即贸易的广延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这与传统的产业内贸易理论的预期是不同的,因为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消费者对产品种类的偏好意味着均衡时所有的产品种类都发生了贸易,并且贸易成本随距离增加,因此总贸易额的变化总是在集约边际上进行调整。
Bernard et al.(2009),Muendler(2004)分别检验了贸易开放对美国和巴西企业贸易的影响,证实了Melitz模型关于贸易会在广延边际增长的预测。Helpman et al.(2007)则认为1970年至1997年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根据Chaney(2008),异质性条件下企业的出口选择成为贸易流量调整的关键特征;较同质企业假设下的结论,异质性企业框架下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要大得多。Crozet and Koenig(2008)用法国企业水平的出口数据,对Chaney(2008)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基本与Chaney(2008)的预期一致。
由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难以获得,国内相关研究比较滞后,但已有少数文献基于企业异质性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问题。张天顶(2008)、洪联英和罗能生(2007)等学者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和补充。陈文芝(2009)实证表明贸易自由化引起的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主要是通过广延边际实现的,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有限。而钱学峰(2008)认为2003―2006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贸易的集约边际,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广延边际实现的。这个结论与Manova and Zhang(2009)、Chaney(2008)是一致的。Manova and Zhang(2009)指出:2003―2005年中国出口的增长,30%来源于新企业的进入(总的广延边际),42%来源于已有出口企业扩大已有产品到已有贸易伙伴的出口(企业的集约边际),28%来源于已有出口企业增加新的产品种类和目的国(企业的广延边际)。
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和贸易的二元边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2)企业层面上的实证研究多是基于企业的调查数据,可能存在样本数量有限而使结论不够全面的问题;(3)在关税水平降低、非关税措施实施越来越普遍的今天,鲜有文献考虑技术性贸易壁垒。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07-2009年对出口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出口企业所面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由此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是逐年增长的,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企业出口面对的一个重要成本。
根据Chaney(2008),在异质程度大的部门,大企业占部门总产出的份额大,当贸易壁垒降低时,出口商的选择主要发生在小企业之间,总贸易流变化不大;在异质程度低的部门,中小企业占部门总产出的比例高,当贸易壁垒降低时,有较多低效率企业进入,对总贸易流的影响很大,因此一个部门内企业规模相当时,该部门的贸易额对贸易壁垒引起的贸易成本变化将会更加敏感。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约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制造业各部门同质程度较高,大部分产出集中于规模相当的中小企业,当关税水平降低、技术性贸易措施减少从而使贸易成本下降时,不仅已有出口商的出口规模会增加,还会有大量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以该部门总出口对贸易成本的变化反映更强烈。
(1)我国农产品和机电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而这些发达国家通常都设置有繁琐、严格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检验检疫程序,满足这些要求会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的固定进入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我国制造业中的作用,加快各行业的标准化和认证工作,为我国制造业各部门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修改工作,争取与贸易国签订标准互认协议,以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负影响。
(2)虽然中小企在我国总企业数目中占绝大比例,然而出口企业的数目却很少,并且出口也多集中于大企业。因此,广大中小企业应积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采取外向国际化方式,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同时,政府应大力引导,在政策上给与金融支持、技术创新支持和市场开拓支持,并努力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共同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
(3)政府还应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通过关税的下调、非关税措施和其它贸易限制的减少降低企业的出口贸易成本,不仅利于已有的出口企业扩大产品出口量和进入的目标市场数目,还能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促进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由集约边际为主向广延边际为主转变,总体上促进我国制造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8]陈文芝,贸易自由化与行业生产率:企业异质性视野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9
[9]洪联英、罗能生,全球生产与贸易新格局下企业国际化发展路径及策略选择――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方法[J],世界经济研究,2007(12):55-61
马克思经过十余年艰苦研究和积累，从1857年起，开始着手写作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在1857年8月为计划撰写的经济学著作而写的《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五个篇章的写作计划(“五篇写作计划”)：“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在1858年2月22日致斐·尔的信中，马克思修改补充了他的写作计划：“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方规定。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2(“六册写作计划”)。在1859年6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又将他的经济学著作“六册写作计划”表述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3
从马克思对他的“五篇写作计划”或“六册写作计划”的表述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马克思有一个完整的、科学阐述其经济理论的写作计划，亦即马克思经济学有一个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二，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或者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为主要内容；第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写作计划上是按照从分析抽象概念到分析具体的经济形态、从对简单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问题的分析过渡到对复杂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问题的分析这样一个逻辑线索展开的；第四，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883年马克思逝世，这给世界无产阶级和经济科学带来巨大损失。虽然马克思生前没有最终完成他的“六册写作计划”，也没有专门说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册计划撰写的论著之间(从而也就是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这三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但由于这种相互联系体现着马克思经济学一贯的内在科学逻辑(从而使这种相互联系“一目了然”)，所以后人仍然可以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传世经典文献来探析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范畴经常在重要篇章中出现。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国际分工一词出现1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等词出现31次；自由贸易一词出现14次；世界市场一词出现42次。在科学巨著《资本论》中，这些词汇出现次数分别为：国际分工1次、国际价值2次、国际贸易(或海外贸易、对外贸易、世界贸易)49次、自由贸易35次、世界市场79次。除此以外，马克思还撰写了有关国际贸易专题的短篇著述，如《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贸易史》(1858年)、《不列颠的贸易》(1860年7月、9月，1861年)，等等。通过研读这些经典文献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他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并且勾勒出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而且正是由于马克思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与马克思的其他经济理论一样)更具有历史科学性、逻辑一贯性和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上的现实应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要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由此进一步延伸，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在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关系既包括国家间的生产关系，也包括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
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从而指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而要充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离不开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因为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对外贸易的产生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且“对外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1这样，由对外贸易的扩大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2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以后，“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对外贸易的扩大———引者注)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3这样，世界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所以，“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4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化的生产方式。
在分析世界市场的构成时，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5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这也就是说，世界市场是各国国内市场的总和，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在每个国家的内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体现着世界市场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着与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内生产关系。就国家间经济关系而言，马克思通过国际价值理论阐明了比较富有的国家如何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就国内生产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7
西方国际贸易学说在大卫·李嘉图之后便不再将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内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伯蒂尔·俄林(BertilOhlin)在他的名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完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仅在其著作的部分章节就国际贸易对劳动工资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但这种分析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从而也就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所著《国际经济学》中，作者把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主权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贸易所得、贸易模式、贸易保护等七个方面。但从这本当前世界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材的主体内容来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仍然不涉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及与这一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分析。西方贸易学说之所以回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它要努力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寻求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手段。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是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影响，但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自然条件、历史偶然因素才成为影响国际分工与贸易的重要因素。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国际分工格局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要素禀赋差异、国别技术差异、国别收入差异、规模经济差异，等等。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者没有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所以他们的贸易理论不能从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因素上分析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问题。
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建立了国际价值范畴，并运用这一范畴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国际化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而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逻辑分析又是与对历史的分析考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外贸易放在人类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既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又将国际贸易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果。
囿于阶级立场和研究对象的限制，西方国际贸易学说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探讨现有国际分工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决定。这些学说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是永恒的制度，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剥削的性质。这样，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体系因劳动价值论而出现内在冲突时，西方学者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亚当·斯密那里，进一步将经济理论中的历史因素和国家意识形态因素抹掉，从而极力为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寻求庸俗化解说，以达到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提供辩护的目的。表现上看，亚当·斯密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所采用的并且为后来的西方学者所继承的逻辑演绎方法更加符合实证经济理论的形式要求。但是，只要深入考察这种形式化的逻辑演绎过程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概念体系与社会经济现实有着较大程度的脱节，而其逻辑演绎过程更是以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形式上回避了国家意识形态，因而其对经济贸易现实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其对未来贸易格局发展趋势的预测也往往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仅仅是在亚当·斯密所规范的理论教条下，通过抽象方法演绎出种种貌似新颖的结论，也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它根本性地放弃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1西方贸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天然缺陷使得这种理论仅仅具有实证科学的理论表现形式，但不具备实证科学应有的正确逻辑内核安博电竞。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概括：(1)国际贸易的动力；(2)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3)国际贸易利益的分割；(4)国际贸易模式与世界市场；(5)国际贸易政策。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最高目的是满足资本家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必然要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正是为了防止利润率下降，甚至为了追求超额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确立的那一刻起就与对外贸易紧密相关。马克思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对外贸易在提高利润率方面的作用：
第一，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进口更为廉价的机器和生活资料，从而“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指对外贸易———引者注)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1
第二，在对外贸易中，比较发达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能够以高于其商品价值的价格售卖商品，因为“比较发达国家的劳动是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也就是“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2这样，资本家实际上就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了超额利润。
第三，在殖民地贸易中，“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够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3
虽然对外贸易客观上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但正如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又具有使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提高利润率的趋势会刺激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4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求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往往不能实现。这样，生产的相对过剩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对于这一天然缺陷，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因为对外贸易既可以使第Ⅰ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也可以使过剩的商品销售掉。5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所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对外贸易都不是单纯地“补偿各种生产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7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外贸易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缺陷的重要手段，但这一手段反过来又成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一方面对外贸易承载着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从而对外贸易的自由本质上体现着资本的自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还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一定程度的缓和。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1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际贸易动力的解说也是从国际贸易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承认的贸易利益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揭示的贸易利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关于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说明，这里仅就贸易利益如何驱动对外贸易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理论是从成本比较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一定量的商品如果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在国外生产出来，那么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贸易之后每一个国家所能得到的产品数量都比贸易之前更多。从国家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说明国际贸易的动力是古典贸易理论的特质，也正是这种特质使处于上升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能够打着古典贸易理论的旗号为自己谋利。但是，古典贸易理论也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这在李嘉图经济学中表现的尤其突出，而这种矛盾本质上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理论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新古典贸易理论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虽然它仍是从参与贸易的国家能够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力，但是构成这一动力的逻辑基础不再以劳动成本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而是以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生产成本或生产价格的国别比较为基础。这样，生产价格取代了价值，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在此基础上，将获取更多物质产品消费作为国际贸易的动力不仅更加合乎成本-收益这一西方经济学原理，也更加合乎资产阶级所信奉的法律和伦理。这样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NewTradeTheory)，只不过国别成本比较的基础不再是要素禀赋，而是规模经济效应或地理空间效应。自2003年以来，马克·梅里兹(MarkMelitz)等人努力构建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试图从微观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与已有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相比，新新贸易理论似乎具备了崭新的理论形态；但从本质上来看，这一理论仍然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逻辑框架的内部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动力寻求貌似新颖的解说。因而这一理论也就不可能应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真正动机。
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所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的根源就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构成这一来源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的其他学科分支一样，不承认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被解释为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利益，也就是每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贸易后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是因为分工使得劳动要素投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中去，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物质产品的产出；同时，也正是因为整体生产效率得到优化，所以单位产品价值得到降低，这样，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能通过对外贸易以更低的成本或价格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消费。正如马克思指出，“斯密关于分工和机器改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的全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1虽然新古典贸易理论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但是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问题上仍然继承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即把分工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产出的增加看做是贸易利益的来源。换句话说，国际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们知道，分工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这样，从分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从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剔除出去，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所有制基础彻底掩盖。在新新贸易理论视域下，国际贸易是异质性企业的自利行为，这样，国际贸易利益也就来源于异质性企业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所具有的价格控制能力或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本质源泉及其制度基础。总之，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说明也不可能说明国际贸易利益的真实来源，它们关于国际贸易利益来源的种种解说，本质上是通过推陈出新的逻辑演绎来掩盖资本剥削劳动、富国剥削穷国的社会残酷现实。
我们知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商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虽然马克思没有为国际价值范畴给出明确的文字定义，但是按照马克思在经典文献中使用国际价值范畴的语义以及逻辑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商品的国际价值是指在世界市场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说明分析具体问题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经济规律这一基本原则时，马克思举例说：“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2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也存在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只不过这一价值尺度是世界市场上各国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受到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的影响，而世界劳动的中等强度(或平均强度)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衡量，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3“劳动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4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生产行业的国民劳动强度较大，高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该种商品就具有更多的国际价值，从而也就具有更高的商品价格。
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还会因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之所以说是“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是因为马克思已经指明：“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也就是说，国民劳动创造价值的高低与国民劳动强度有关，但与国民劳动生产效率的高低无关。这样，当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而与其他国家生产效率较低但国民劳动强度相同的劳动相交换时，前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也就是两个国家国民劳动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交换地位。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从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交换中总是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此，马克思还总结到：“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甚至当后者像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2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可以作如下理解：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都能生产X和Y两种商品，表1列示了两国生产每一单位的两种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工时(不考虑劳动强度问题)。表1显示出，A国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比B国要高。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按照价值规律，A国国内商品交换比例为2X交换1Y，B国为1X交换2Y，也就是A、B两国X商品的国内相对价格分别为1/2、2。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那么A国专业化生产X商品，B国专业化生产Y商品。如果假设按照1X交换1Y的比例进行国际贸易，那么A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X，B国在贸易后可以多得到1Y。虽然B国实际获得产品的数量比贸易之前更多，但按照国际价值交换的比例看，B国3个劳动工时才能交换A国1个劳动工时。至于假设商品的交换比例是1X交换1Y，按照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只要国际交换价格在两国封闭市场价格区间内都是可行的。但是，当A国作为劳动效率较高的国家存在时，如果A国的国民劳动被算作更大强度的劳动，那么国际交换价格将更加接近B国封闭市场市场价格，A国的1个劳动工时将交换B国更多的劳动工时，此时，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将更为严重。
西方贸易理论完全不承认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优势原理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H-O原理，它们所要论证的是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比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品消费，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这样，自由贸易所创造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至于在国际贸易中究竟哪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西方贸易理论则不加以说明。
每一个参与贸易的国家都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在历史上确有进步意义，至少持有这种论调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曾经促使英国废除了《谷物法》，从而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当然，这种论证贸易可以带来双赢格局的学说也存在欺骗性。它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掩盖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安博电竞。但是，这种罔顾事实的西方贸易学说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同样是经不起现实考验的。在奉劝落后国家参与自由贸易的时候，它们会说：“在长期内，扩大的贸易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使所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以提高。”1于是各国都逐渐意识到，向全球贸易体系开放自己的市场，是经济通向繁荣的最佳途径。或者说：“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与先进国家的紧密联系与交往是获取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和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曾经取得了表面上的短暂成功，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通过完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增长战略而最终获得成功的先例”2。但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或国际地位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损失甚至仅仅只是遭受挑战的时候，它们又会说：“有人或许想知道是否有某个或更多的后来者能够追上甚至突然超过美国。PWT数据库(PennWorldTable)和麦迪逊的类似估计似乎表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并未出现。这难道表明随着美国原始创新在海外的传播，这种传播却是使美国逐步失去其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吗？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迹象是很发人深思的，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每小时生产率的确超过了美国。如果法国和德国能赶上美国每周、每月的平均总工时数，那么法德两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超过美国”。1理解了萨缪尔森的这段话中所隐含的判断自由贸易究竟“是福是祸”的基本立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鲁格曼在标题为《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也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向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在现代国际经济体制下，体现资本霸权的国际贸易秩序仍然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如果说西方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人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突破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可能，因而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就是建立世界市场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4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如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5这样，“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6因而，整个的国际贸易模式也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贸易，塑造这种贸易模式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探究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不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寻求国际贸易模式的表面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产品生命周期、国民收入水平、规模经济等。这些貌似合理的解说没有贯彻逻辑和历史一致的研究方法，没有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性为前提，从而没有发现国际贸易模式的本质决定条件。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仍然是当今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话，那么早在这种当代主流贸易理论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对这一可能的贸易理论歧途进行了深刻批判：“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煎也没有生长出来。”1
西方贸易理论宣扬自由贸易可以给人类带来更多福祉，可以给参与贸易的每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一再说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没有实现世界经济的持久繁荣，也没有实现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弥合，毕竟增进人类福祉以及促进落后国家走向富裕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开拓世界市场(或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对外贸易)的本质目的。当资本为了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国际贸易建立起世界市场时，“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安博电竞，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2从而形成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即世界市场危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突破了国家疆界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也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暴力平衡手段。3只要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确立以来，甚至只需要回顾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客观现实，就不难发现，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鼓吹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上的经济繁荣与人类福祉是那样的脆弱，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挑战与威胁，不仅这种挑战与威胁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而且在每一次危机中落后国家总是要遭受更多的利益损失。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为研究和批判对象的。马克思以严谨的逻辑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现着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自由，因而马克思不可能在他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合理的”或“可取的”国际贸易政策。
与马克思不同，自斯密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看做人类永恒不变的制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乃至整个世界贸易都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促成世界繁荣，才能改善人类福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实施的现实后果却远未达到西方贸易理论所预期的状态。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派宣称，自由贸易可以使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刺激需求增加，进而带动生产和劳动需求增加，并最终提高劳动工资。对于这样一个美好但无疑具有欺骗性的错误逻辑，马克思以英国经济发展现实为基础批判性地指出，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生产资本的增值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这会使小企业主破产，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同时还会使盲目生产进一步扩大，进而使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更加猛烈，而这又会再次扩大无产阶级队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会加剧工人为得到工作岗位而采取的竞争，所以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1自由贸易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程度得以减轻，而且还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把穷国所创造的价值掠夺进富裕国家。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政策批判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当原英国工党议员兼贸易工业部大臣斯蒂芬·拜尔斯(StiphenByes)离开内阁，可以与农民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相接触，并且有机会亲眼看到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时，他承认：“我错了。自由市场贸易政策伤害了穷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统理论正在增加全球性的贫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进步之道。”这是拜尔斯在2003年5月19日出版的英国《卫报》上发表的观点。按照拜尔斯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他原本笃信自由贸易学说，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发展，而穷国也理应欢迎自由贸易，但后来，他的观点彻底改变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拜尔斯虽然改变了他对自由贸易理论及政策的观点，但他并未完全纠正其观点中的错误，至少纠正得并不彻底。因为伤害穷国和穷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这些都只有在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才得到科学地揭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保护贸易政策同样受到马克思的坚决批判。活跃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因其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而举世闻名。李斯特认为，通过关税保护可以使落后国家的幼稚产业得到发展，从而可以使落后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这样，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应该在贸易保护促成民族工商业获得足够发展以后再参与国际自由贸易。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说：“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成了它(资产阶级———引者注)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1但对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历史局限，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外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从而有利于实现本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同胞的剥削，因而保护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是在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李斯特所主张的所谓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不过是“狼同它的狼伙伴”2之间的利益角逐游戏。
由此可见，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立场上对贸易政策进行选择和辩护，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贸易政策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审视国际贸易政策。他指出：“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3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有着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和完全不同的后果。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旨是为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提供辩护。按照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原理，既然参与国际贸易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取利益，那么自“二战”以来甚至自18世纪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就是具备了天然的合理性，从而每一个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既定的世界贸易秩序下参与国际分工也就成为其为发展经济所应做出的最优政策抉择。
然而过去几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首要维护的从来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利益，凭借资本霸权，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剥削落后国家的优势地位，落后国家固守优势原理发展自由贸易的后果往往是因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丧失自主经济发展潜力。
那么，能够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存在着不公正、不合理就回避国际分工，拒绝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拉美国家受到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1949年)的“中心—”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采取了长达30年之久的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或称进口替代战略，ImportSubstitutionStrategy)。这一战略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将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带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所带来的巨大的国际收支压力、显著的国内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居高不下的城市失业率，也使得拉美经济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面临着重重阻碍。与之相反，如果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通过实施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或称出口导向战略，ExportOrientationStrategy)，使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良好业绩。
能够因为当代拉美经济衰落和东亚经济腾飞的历史事实就无条件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发展自由贸易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应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被迫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建议。但此后不久，拉美国家就发现，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产权私有化、经济自由化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拉美国家期望的经济发展目标，反而使其国民经济遭遇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1980~1990年间，拉美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1随着平均关税税率的大幅下降，由原先的进口替代政策所建立起来的市场保护体系彻底瓦解，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部分重点行业沦为外资控制；贸易自由化也没有能够有效地改善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到20世纪末，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仍然超过GDP的25%，作为较早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阿根廷，在2000年仍然是拉美地区外债负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回顾“二战”以来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还是通过贸易渠道流向了落后国家，从而有可能成为促进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资源。但是，自由贸易又不必然能够促成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当代国际贸易秩序中客观存在的资本霸权与国际剥削，始终构成落后国家获取正当贸易利益的现实阻碍。
建设一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工学结合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必须按照开放性和职业性的内在要求，深入研究“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
基于工学结合的国际贸易专业“双师素质”教师能力结构应该具备实践性和应用性。第一，教学能力。具有扎实的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理论基础，能够胜任本专业两门以上课程的教学，并熟悉其他相关课程的内容；能够制定所认课程的课程标准，参编相关课程的课程标准；胜任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训、顶岗实习、毕业论文组织与指导工作。第二，专业实践能力。具有外贸业务员、单证员、跟单员、报关员等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的资格证书，能够胜任企业外贸相关岗位的工作，并有一定的专业实践经验。第三，创新能力。在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的时代，要求教师能够接受新知识、新观念，分析新现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具有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能够组织学生开展创造性活动和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第四，终身学习能力。高职国际贸易专业教师的职业生涯是一个连续的专业发展过程，也是终身教育的过程，教师只有具备较强的自我发展意识，把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当成一种自觉行为，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专业上的自我突破。
基于工学结合的国际贸易专业“双师素质”教师能力结构应该具备综合性和职业性。第一，高职国际贸易专业的“双师素质”教师应同时具备教师和外贸企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把教师和企业人员两个方面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有机融合起来，吸收内化，并能有效再现，再传授给学生，形成“双师素质”教师所持有的综合职业素质。第二，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将外贸行业知识、基本素质和实践技能内化，并与自身的知识、能力、素质结合，转化为一种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这种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将使“双师素质”教师既能将专业知识正确、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又能将专业实践技能身体力行地传授给学生，同时还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第三，教师的综合素质还表现在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方面，具有“双师素质”的国际贸易专业教师能够将教师和外贸企业人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有机的融合起来，相应地决定了教师具备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能力。
高标准的高职“双师素质”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提高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师队伍质量的基础保证。首先，高职院校应建立“学历证、技能证、师范证”三证齐全的高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从源头上保证师资的质量。从可操作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知识以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为标志，实践操作技能以获取国际贸易相关岗位技能证为要求，教育教学能力以通过教师资格证书来体现。其次，建立完善的高职“双师素质”教师的标准体系，从教师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几个方面制定相应的标准。在知识上，国际贸易专业教师应该熟练掌握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在能力上，国际贸易专业“双师素质”教师应该具有进行专业知识理论讲授的教育教学能力，能进行国际贸易专业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的能力，能够根据社会外贸岗位需求融合专业知识和企业实践经验进行课程开发和改革的能力；在素质上，应该具有全面的职业素质，如科学人文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专业理论素质、基本技能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等。
建立“双师素质”教师的考核激励机制，是国际贸易专业教师队伍不断发展的动力。首先，在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等方面向“双师素质”教师倾斜，制订体现教师工作绩效的显性指标，使其在各种评价及待遇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同时定期考核“双师素质”教师工作业绩安博电竞，引入末位淘汰的竞争机制，以激活教师锻炼能力、增长才干的积极性。其次，对“双师素质”教师在岗位津贴和课时津贴等方面给以特殊政策，设立“双师素质”教师特聘教学岗位，充分发挥“双师素质”教师在国际贸易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设计、课程改革等方面的主导、骨干带头作用，促使更多教师成长为“双师素质”的教师。再次，建立国际贸易专业教师技能竞赛的激励机制，定期开展“双师素质”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职业技能竞赛，并积极选派技能高手参加市级以上技能竞赛，对成绩突出的教学能手、技能高手、专业带头人进行表彰奖励。
继续教育是教师终身学习思想的体现，形成科学有效的“双师素质”教师继续教育机制，是国际贸易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长远发展的可靠保证。首先，在国际贸易专业教师继续教育建设中应制定教师继续教育相关政策，对教师继续教育的权利、义务、时间、条件、经费等做出明确规定，同时给出继续教育的指导方针，规定教育的内容和重点，为教师继续教育指明方向。其次，应完善教师继续教育的监督激励机制，将教师继续教育的情况与职称、晋级等紧密联系，调动教师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紧密联系外贸企业，明确规定教师培训基地任务，建立教师论训和定期实践制度，使教师能够深入外贸企业进行实践活动，促使教师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教学方法，保证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师资队伍发展的持续性。
加强国际贸易专业“双师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升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只有有效地建立一套与发展高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相匹配的认证、考核激励、继续教育机制，才能构建起具有高职特色的“双师素质”师资队伍，为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立项课题研究成果之一（课题名称：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课题编号：KY11B18）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的通知（教高[2008]5号）[Z].2008-04-09．
【摘 要】二元际研究方法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将贸易流量分解为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刻画二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程度，厘清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以及带来的福利变化，从而为贸易政策调整提供依据。文章梳理相关文献并述评，提出未来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为了确保农产品的基本供给，解决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自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业受到外部冲击较大，已经保持持续多年贸易逆差。运用二元边际分析方法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变化进行结构性分解，刻画二元边际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程度，厘清贸易增长的路径，便于准确度量贸易结构是否合理。提出适合国情的有针对性有对策，对新形势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虽然早在Eaton和Kortum（2002）研究双边贸易、技术及地理因素时，就分析了贸易份额随成本和地理障碍沿扩展边际、集约边际的变化，但对贸易增长微观结构分析的理论基础来自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异质性贸易理论。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进一放松了企业生产率同质性的假定，将一国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解释了国际贸易中零贸易现象，突破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困境。自此，学术界对贸易增长边际的研究从不同维度逐步展开。
Ruhl（2003）使用异质性企业的理论框架证明了贸易扩展边际可以解释关于贸易壁垒的长短期弹性的差异。Hummels和Klenow（2005）发现大的经济体贸易出口额增长的2/3源自扩展边际。钱学锋（2008）的研究认为2003-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增长路径须由集约边际尽快转向扩展边际。随后钱学锋、熊平（2010）利用CEPII BACI 1995―2005年HS-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库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盛斌、吕越（2014）分析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集约边际解释了出口波动的大多数比重，依靠集约边际扩张的出口模式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
Bernadr和Jensen（1995，1999 ）、Roberts和Tybout （1997） 以及Cleride 等人（1998） 都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二元边际的重要性。Helpman et al.（2004）提出HMR（Helpman，Melitz，Rubinstein）模型也从贸易企业的角度解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Chane（y2005）基于异质性与流动性约束同时存在的框架下，建立模型指出贸易扩展边际对汇率变动不同的反应。Helpman et al.（2008）建立一个新的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模型，应用于扩展的Anderson 和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可用于解释企业异质性和固定贸易成本，测算贸易流量的扩展边际。当陈勇兵等（2012）利用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时，发现2000-2005 年间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大部分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张实现。
众多学者主要研究贸易成本、汇率、贸易制度等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Eaton et al.（2004）对法国企业出口的分析表明，当贸易总量变化时，如果是贸易成本的变化引起，扩展边际的变化也最显著。Amurgo-Pacheco & Pierola（2008） ，马涛和刘仕国（2010）明确了贸易成本下降将正向影响集约边际和集约边际。Manova et al.（2011），Feenstra et al.（2011）发现对出口企业金融约束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固定成本和贸易成本，从而减少二元边际。史本叶、张永亮（2014）通过贸易成本分类研究发现，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更多受到外部冲击、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研究农产品二元边际主要集中在产品和目的国方面，研究农产品出口产品种类、目的国市场变化等对出口国经济的影响。
国外的研究有：Hummels& Klenow（2005）对农产品出口种类进行细分后研究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Pete Liapis（2009）研究69个经济体的农产品出口发现，依靠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国的方式扩大扩展边际是不可取的。Pete Liapis （2009） 运用Tobit 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研究认为，两国间的距离因素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比进口国需求因素更大；扩展边际对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作用更小但潜力更大。Steafn Bojnec & Imre Fert （2010） 系统地分析欧洲农产品出口大类与农产品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东欧农产品种类的增加（扩展边际） 对农产品的出口具有促进作用。Pete Liapis（2011） 还研究贸易方式，发现加工农产品贸易增长沿着集约边际发展，25%的总出口增长源于扩展边际。
国内的研究主要有黄钰淇（2012），研究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进行二元边际，发现农产品出口贸易主要是沿着扩展边际增长。与东盟相比，中国的扩展边际普遍较低而集约边际普遍较高。谭晶荣等（2013）和郑霞（2013）分别做了对比研究，前者对中国、越南1996―2010年的农产品出口增长进行二元边际测算，估计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后者对中美与中印农产品贸易二元边际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中美农产品进出口的增加主要源自集约贡献，而中印农产品主要来自扩展边际。鲍晓华、严晓杰（2014）将二元边际研究与农产品SPS 贸易措施定量评估结合，发现SPS 措施主要通过集约边际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刘义、阳素文（2014）采用Hummels和Kenow（2005）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宇青等（2014）使用1995-2010年世界农产品微观贸易数据，构建二元边际模型、二元边际影响因素模型、反事实分析BlinderOaxaca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到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其研究的亮点是采用不同分析范式安博电竞。得出结论：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低于对发达国家，引起差异的因素主要为贸易距离、相对经济自由度、农业规模大小、多边阻力差异。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对二元边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元边际分解和二元边际影响因素，以后的相关研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国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从贸易产品层面对贸易结构进行分解，需要从企业贸易层面进行深层次分析，了解企业在进出口市场的动态。国内尚无二元边际对贸易福利的研究，今后应拓展这个领域。运用理论来解释福利效应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企业平均出口时间较短同出口市场普遍存在的沉没成本之间的矛盾，及其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以及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综合福利效应理论等。
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应思考二元边际结构在中国贸易中的失衡问题，如何提高扩展边际对中国贸易增长的贡献，增加扩展边际比重。深化对二元边际的贸易政策研究，以及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便为贸易政策调整提供必要的微观基础。
国内学者结合农产品对二元边际和出口农产品升级理论展开探讨的较少。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路径，对出口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行测度，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和市场结构，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应结合农产品异质性假设，构建农产品贸易边际与出口产品升级二者之间的理论框架，并运用有效测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因此，如果能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产品升级理论结合二元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化路径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1]钱学锋.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管理世界，2008（9）.
[2]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2010（1）.
[3]陈勇兵.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J].经济学（季刊），2012（4）.
[4]盛斌，吕越.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再测算：基于2001-2010年中国微观贸易数据[J].际贸易问题，2014（1）.
[5]史本叶，张永亮.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财经研究，2014（1）.
[6]马 涛，刘仕国.产品内分工下中国进口结构与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0（4）.
[7]谭晶荣，刘莉，王瑞，叶婷婷.中越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10）.
[8]张宇青，周应恒，张晓恒.中国对发达和不发达贸易对象的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差异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1）.
[9]黄钰淇.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比较[D].浙江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12.
[10]郑霞.中美与中印农产品贸易二元边际及其驱动因素比较[D].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3.
[11]刘义，阳素文.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以蔬菜出口为例[J].产经评论，2014（3）.
[12]鲍晓华，严晓杰.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测度及SPS措施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4（6）.
[13]谭晶荣，鲍旺虎，王 健，周晓东.贸易边际、出口产品升级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述评――兼顾农产品贸易领域的研究[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国际贸易环境包括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重含义。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是指国际赖以存在并影响其发展和变化的各种自然因素及其态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状况等因素。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是指国际贸易赖以存在并影响其发展和变化的各种社会因素及其状态的总和.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有多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环境的构成比自然环境更复杂、更具体;二是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比自然环境更具有爆发性和跳跃性;三是社会环境的作用比自然环境更隐蔽、更直接、更难以捉摸。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社会环境。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不同的分系统、子系统和各个不同的因素、子因素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①。国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同样处于人类社会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并受到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所谓国际贸易环境，是指国际贸易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具置及其状况。国际贸易所处的具置及其状况又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可称为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概括说，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发生、发展中，对国际贸易的主要构成和具体阶段产生决定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主要社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统一体。
国际贸易环境系统，按系统内各因素的性质及其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方式可分为两个子系统:一是外部环境系统;二是内部环境系统。所谓外部环境系统是指从外部作用于国际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发生、发展的若干国际贸易外部因素的有机组合.所谓内部环境系统是指从内部作用于国际贸易，从而影响国际贸易发生、发展的若干国际贸易内部因素
的有机组合。值得指出的是，外部因素不等于次要因素，外部作用不等于间接作用;内部因素不等于主要因素，内部作用不等于直接作用。它们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不同因素的实际作用程度。
国际贸易外部环境系统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即国际系统和国别系统。国际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中带全局性、总体性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主要因素:一是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它决定着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平的国际政治关系，稳定的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只要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国际贸易也将随之产生重大调整。它既可能改变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也可能摧毁国际贸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二是科学技术因素。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来源。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贸易领域的应用，不仅促使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引导国际贸易方式、手段、工具，从而整个国际贸易质量的提高。三是世界经济因素。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世界经济史表明，世界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增长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约为1:15。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四是国际文化因素。它从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生、发展。文化属于一种观念形态，特定社会、特定时代和特定民族的文化决定着特定人群的观念基础和行为方式，同时规定了和其他人群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制约了参与国际贸易的观念、方式和过程。
国别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外部环境中带局部性、国别化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包括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国别政治局势。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基本前提条件。政局稳定是顺利开展对外贸易的大前提。二是国别科技发展水平。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一国科技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水平，差不多规定了该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基本的国际地位。三是国别经济发展因素。它包括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具体因素。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地位，也提供了该国对外贸易的基础，同时规定了该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框架。
国际贸易内部环境系统也包括两个紧密联系的子系统，即国际系统和国别系统。国际系统是指在国际贸易内部环境系统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因素:一是国际贸易发展格局因素。所谓国际贸易发展格局是指国际贸易发展赖以进行的框架体系，基本上规定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贸易的发展格局可能不同;而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格局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都有差别。二是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因素。所谓国际贸易管理体制是指规范国际贸易发展基本方式和手段，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制度保障。人类真正有意识地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或规范的历史并不长，但实践已经表明，不同的国际贸易管理体制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三是国际贸易政策取向因素。所谓国际贸易政策取向是指一定时期国际贸易发展过程的基本政策意图和政策动向，它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不同的政策取向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促进或抑制的不同作用，但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态势。四是国际贸易关系因素。所谓国际贸易关系是指参与国际贸易的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它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随着国际贸易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开展，国际贸易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日趋敏感。
国别系统是指国际贸易内部环境中具有局部性、国别化的若干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因素:一是贸易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它从总体上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水平。如果一国实行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其对外贸易就不可能充分发展。二是外贸发展战略。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道路。一国外贸展战略无非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或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亦或是实行平衡发展战略，但在不同的外贸战略下，一国对外贸易呈现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对本国经济发展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三是外发展政策。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基本形态。一国外贸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不外乎保护主义、自由主义和管理贸易三种。不同的政策取向适合于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目标，也会带来不同经济后果和贸易后果。四是外贸发展体制。它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秩序。外贸发展体制大致包括两种基本形态，即所谓封闭型体制与开放型体制。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别主要表现在国内管理体制与国际贸易规范体制的融合度上。
至此，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层次和构成作总体上的归纳。从国际贸易环境系统的层次看，第一层次是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直接依附于国际贸易，并从国际贸易的内部作用于国际贸易。第二层次是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接依附于国际贸易的内部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通过对内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传递，同时也可直接作用于国际贸易的各个构成因素①。第三层次是国际贸易的自然环境，直接依附于国际贸易的社会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