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博电竞//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十项工作任务，其中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作为第（五）项重要工作任务，并强调“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不断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和融合的历史，一方面主动对接国际经贸通行规则，促进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将大国发展形成的经贸制度红利主动与世界分享。这也为我们理解国际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为深入推进全球化，世贸组织各成员结合新形势新需求，不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例如，“新加坡议题”包括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竞争政策等，但是，除贸易便利化外，其他议题均在之后的谈判中或者被放弃，或者进展缓慢。2008年，是个分水岭，2001年发起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8年谈判失败，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从此，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开始趋向区域化、高标准化安博电竞，也出现了有人认为的碎片化、大国博弈的圈子化、价值观挂钩等问题。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是安博电竞，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呈现出WTO等多边规则与区域规则并行，并且区域主义规则日趋有主导和先行的趋势。
当下，国际劳动分工加速深化细化，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深入推进，叠加大国博弈，新兴经济体力量不断提升，国际经济秩序深入调整，必然要求新的国际经贸制度供给。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新需求下的制度供给，一般是相对于世贸组织规则而言，指的是规则标准高于WTO规则、规则领域宽于WTO规则、规则内容丰富于WTO规则，并且往往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优惠贸易协定）中出现的，如《服务贸易协定》（TIS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等。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WTO-加，即WTO-plus（WTO-+）规则，在现有WTO规则基础上具有更高的标准，如更低的关税、更长的知识产权保护年限、更便利的通关等；一类是WTO-extra（WTO-x）规则，在现有WTO规则之外的新议题新规则，以应对新的问题，如数字贸易、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和反腐败、产业补贴等。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去扩大对外开放和开展新的制度供给。2018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制度型开放，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3年 9月 ，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已经高频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以及中央重要文件中，这足以说明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
当下，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要求各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兼容，实现各要素无缝衔接和深层融合发展。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旨在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强化制度中性，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一揽子工具箱N种组合式运用，促进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与创新，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制度体系，促进要素便利流动和优化配置。制度型开放主要包括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的“进出口”，形成区域性双边诸边规则乃至全球多边规则，进而构建公开透明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换言之，制度型开放，不仅要求我们学习国际上先进规则、规范规制、现代管理、高水平标准等，而且要形成有利于我国参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贡献和共享全球化更多红利的意识和规则。
中国改革开放是一部不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参与、融入国际经济，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的历史，也伴随着我国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迭代进程安博电竞。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并逐步兑现了入世承诺安博电竞。之后，我国积极实施自贸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和实施，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推动内地与港澳共建“单一自贸区”，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等。所以说，二者关系相互交融。
二者都是全球化新形势新需求的制度供给。随着国际劳动分工及产品内分工即同一产品由 “一国生产变成多国生产”的深化，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为降低产品内分工及中间贸易品的交易成本，迫切需求国际经贸的新制度供给，不仅要求消除关税壁垒及宽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边境措施，而且要求各国营造公平竞争、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环境安全卫生标准、公平秩序、监管一致性、数字规则等等融合，边境内规则、标准、规制等已成为国际经贸规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为顺应国际劳动分工及产品内分工新趋势、新需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主动融入和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国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呼应，提出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制度变迁，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更加主动参与全球化的制度供给。
二者都强调“系统性集成性”。我国在商品、要素的流动型开放阶段，主要是对接、遵从WTO规则等国际经贸多边规则，大幅度削减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坚持非歧视性原则，推动货物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逐步自由化，但这更加注重边境上、货物贸易的开放措施，制度供给更好地满足了最终产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需求，成就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使外资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一环，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制度型开放不但延续了商品、要素的流动性开放，更大幅度、更大力度消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是聚焦围绕满足产品内国际分工、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制度供给，边境措施+边境内措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规则开放创新同步推进，强化制度供给的组合性和协同效应。
二者均强调“规则高标准”。当下，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去主权化”的趋势，强调“规则导向”的治理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要求更加严格，规则调整涉及成员国内部的政府职能转换、市场监管和经济规制、标准等制度变革，如关税趋零和其他贸易壁垒趋零、负面清单模式管理、金融开放、电信开放等，涉及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安全卫生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监管一致性以及服务贸易、跨境电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等方面的规则标准，这也是WTO改革的焦点难点。制度型开放规则顺应措施由“边境”向“边境内”转移的趋势，强调打破“边境内壁垒”层面，不但强调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而且强调竞争中性、劳工、环境、数字贸易和透明度等等的规制、管理、规则、标准等，推进产业政策、社会经济政策、环境政策安博电竞、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的制度变迁。
二者协同推进国内外经贸制度的融合。当下，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为主要特点的国际劳动分工要求规则的“跨边境互通互联”或国内外规则兼容及统一融合，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了更多的“边境内”“去主权化”措施。相应，我国与之呼应的制度型开放就与之形成互为参照、互为融合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对标最高最优最好国际经贸规则，通过“引进来”的“制度进口”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借鉴学习、对接衔接、转化融合，促进国内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与国际经贸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规则规制，求同存异，抹平国际与国内规则融通的制度鸿沟，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通过 “走出去”，分享制度成果，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制定中做出更大的“制度贡献”，进而推进公平规范、兼容及统一融合的“规则导向”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自贸创新中心、城乡发展研究中主任，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副研究员